导师性骚扰 不能苛责学生不报警 权力失衡下的隐忍与反抗
近日，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生在网上公开指控其导师、前任文学院党委书记及副院长存在性骚扰和强制猥亵行为，并附带提供了录音证据。录音内容显示，这位名为王贵元的导师言行极为不当，引发了广泛关注。
面对这一揭露，网络上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质疑为何受害者不选择直接报警，也有人对受害者的动机提出疑问。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网友认为受害者在录音中的反应不够强烈。然而，这些评论反映出一种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切实际期待，即所谓的“完美受害人”理论，忽视了高校性骚扰问题背后的权力不平等本质。
在高校环境中，研究生导师因其学术地位和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力，往往握有较大的权力。学生们为了顺利进行项目研究、完成学业乃至规划职业道路，可能会对导师的不当要求持容忍态度。电子科技大学一名研究生匿名分享道，许多学生有过被骚扰的经历，但由于程度未达性侵，往往选择忍受。
王贵元事件中，他利用发表论文的诱惑和毕业威胁作为双重手段，使受害者处于难以拒绝的境地。录音中，受害者反复以“老师”、“不可以”哀求，试图唤起对方的职业道德感，但并未能阻止侵犯行为。
报警虽是应对性骚扰的途径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害者往往需面对举证难题。王迪之所以能够收集到关键证据，很可能是经历了长期的隐忍与牺牲。没有确凿证据，报警可能导致案件难以定性，受害者反而可能遭受舆论的二次伤害，面临名誉受损、人际关系紧张等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对王贵元作出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一系列严厉处罚。北京警方也已介入调查。这表明，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到来。然而，单一事件的正义并不代表问题的终结。高校性骚扰事件频发，暴露出在预防和处理机制上的不足。尽管国家已有相关法律条文明确禁止性骚扰，并要求学校建立健全防范措施，但实际情况是，许多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仍不完善，导致学生遭遇性骚扰时常常求助无门。
借鉴国外经验，如日本文教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做法，中国高校可以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包括制定详细的性骚扰预防政策、设立专门处理机构、改革导师制度以减少权力滥用，并加强性别平等教育，营造不容忍性骚扰的文化氛围。
社会各界期望，这次事件能成为推动高校乃至全社会正视并有效遏制性骚扰问题的转折点，最终构建起保护每一位学生的坚固防线，让性骚扰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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